□冷厚诚
本书的作者张国庆教授在鄙人于辽大求学期间，曾先后教授过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及辽金史专题等课程，且张老师为人宽厚、虽不善言辞却学养深厚、史学功底扎实，是我们诸多同学非常尊重的一位老师。为本书作序的现内蒙古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德朋教授更是我读研期间的硕士生导师。因此，这篇东西真不敢称为书评，更像是看过这本学术著作后的一些感想。
聚焦辽史研究，提升学界、
出版界对辽史研究的重视维度
正如张国庆老师在本书后记所言：“当下的辽史研究，纵向上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热火朝天相比较，横向上与相邻的断代史研究的朝气蓬勃相对照，显得有些冷寂。”
已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辽金史研究大家刘浦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史研究者为了对抗日本东洋史学界“征服王朝论”中以辽金元为一个历史单元的理论体系（认为它们都属于满蒙史的大研究范畴），将辽金史归入中国传统朝代史系统，并习惯上把辽金与宋代相对应做学术上的“合并同类项”。但这种归属按照刘浦江先生所言，更多体现在教材体系和课程设置上，而在实际研究中，宋史和辽金史研究者几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一部分宋史研究者声称他们兼及辽金史，可深究起来，无非是研究宋辽、宋金关系史罢了；而且更多是宋对辽、宋对金的关系史。在其著作《辽金史论》自序（1998年辽宁大学出版社）中提到“辽金史研究是一桩很寂寞的事情，缺乏同志，缺乏对话者，与唐宋史学界那种风光的场面自不可同日而语”。
实际上，我们理应对辽史研究投入更大的精力。辽代治理国家的治理体系，也对后世中国国家治理产生过一定影响。
从主要研究方法而论
对辽史研究而言意义重大
辽史的困窘和萧条，最根本的症结在于史料太少。据刘浦江先生粗略估计，现存的所有辽金史文献资料，总量一千万字左右，对于这两个立国前后逾三百余年的北族王朝来说，这些史料着实少得可怜。而辽代史料的稀缺程度比金代更为严重，上文所述的一千万字史料中，金史约占三分之二，辽史仅占三分之一。
以正史《二十四史》的史籍规模做一个简单的横向比较来看，《辽史》116卷约47万字，与之相对比的是《宋史》496卷约500万字，《金史》卷数与《辽史》相当（115卷）字数达约93万字，几乎是《辽史》的两倍。如果还不够直观的话，我们再来看看《二十四史》中，南北朝时期同为记录北族王朝的历史典籍规模情况。《魏书》124卷约99万字，《北史》100卷约110万字。显然都比《辽史》规模更为可观，也就自然而然地可以提供更多史料。
辽史史料之单薄，除了历代亡佚的因素之外，辽代的书禁作为一种对故政策，极其严格。据《梦溪笔谈》载：“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辽代的书禁政策自辽太宗德光始，至天祚帝亡，国历二百年。其推行书禁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敌方从文化典籍中探知时政军情、山川险要、边防利害等军事情报和国家机密（当然也不能排除统治者为满足其以天朝大国自居的高傲的民族心态之因素）。
要克服史料不足的局限，提升辽金史的研究水平，曾任中国辽金史学会会长的宋德金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中认为，必须要充分利用诸如碑刻、考古、诗文、行程录等，这类史料在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都有很大价值。刘浦江先生也曾在《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一文中提出，辽金史研究未来的出路首要就在于“穷尽史料”，将辽金史研究的史料范围扩大到五代十国、两宋、西夏乃至元、明、清等历代文献，并旁及高丽、日本等域外文献。笔者认为，刘浦江先生在这里并未提及的出土辽代石刻资料（包含汉文、契丹文）理应在“穷尽史料”的努力范畴之内。须知，这些“墓志铭”“石经”“哀册”“题咏”等，均为辽朝当代人所撰写,所记当时史事较为真实可靠，且很多为《辽史》等文献所不载。
而本书最大学术特色就是作者利用出土石刻文字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史料及考古文物资料，对辽朝史事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补正了《辽史》记载的一些纰漏，对比典籍史料，进行了一些记载错漏之处进行订正，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先生认为，这打破了辽史学界此前仅仅依靠少量传世历史文献进行辽朝史事研究的局限。
对辽史研究覆盖维度广
突破以往重政治等领域弊端
张国庆教授利用辽代石刻文字资料，辅以传世典籍和考古资料，研究范畴遍及辽代历史研究领域的诸多方面，探讨了辽代军政外交、对外贸易、职官制度、社会风俗、史地沿革，更兼及石刻所见辽代人墓志等诸多问题。
譬如，过往对辽史的研究者中，受限于史料等因素，多数集中在政治、军事等领域，《辽史》所记辽代的经济、商贸史事就极为简略，《辽史·食货志》只有区区几千字。张国庆教授检索、利用辽代石刻文字所载，比较系统详实地勾勒出了辽代手工业门类及生产场所、手工业工匠种类等基本经济领域信息，有效补充了《辽史》相关记载中的简略之处。辽朝的赐婚现象、辽朝的边铺等等，均属此类。此外，书中所探讨的辽代墓志中用典、家族等问题及辽代的赐婚现象，都是当下辽史研究中需要深度研究的细分领域。